俚汉民族融合促使俚人经济文化类型嬗变

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进展，是随着中原地汉族人民的大规模南迁而开始的。自 秦朝数十万大军及其眷属迁徙到岭南之后，从汉代至隋唐，中原汉族人民一次次地出 现大规模南迁的移民潮。如此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过程，直接影响岭南地区的人口分 布与民族结构的变化。这期间迁徙岭南的人口究竞冇多少？史料阙如，尚难统计，冇 学估计达二百余万之多。

岭南的土著居民是史称“百越"的族群及其繁杂的支系，中原汉人南迁之后与土 著大体上呈大杂居、小聚居的分布格局。汉族移民大多聚集在经济开发条件较好且利 于生产生活的地方，誓如河岸、三角洲盆地、郡县治所、重要关卡等等，而诸越族群 闵生产方式的局限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制约，他们还要依赖山岭河海的采集渔猎谋生， 大多分布在山林台地海湾，聚族而居。俚人所居的地方往往被称为“俚洞”，在古籍史 料中，“俚洞”表示的含义，既是一个俚人聚居区，又坫一个氏族部落。至东汉末年， 许多地方的俚人靠山食山，靠海食海，依然过若刀耕火种、巢居采集的原始生活。《陏 书•地理志》云：“俚人……俚居崖处，尽力农亊，刻木以为符契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，桂州风俗：“火耕水裤，人食鱼稻，以渔猎伐山为业，果窳贏蛤，食物尝足。”①稀 含’《南方草木状》说：“旧琼崖之地，海中之人，皆不业稼穑，惟掘种甘薯。

可见 当时岭南俚区尚处于“不待贾而足”的自然经济状态。根据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和方法，可将此时岭南俚人归为“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”

从吴晋至唐初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，俚人的原始社会逐渐分化，封建生产关 系因郡县制的实施而滋生。强势政治的介入，为俚汉民族融合创造了历史机遇。

俚人接触汉文化首先得益于历代王朝在俚人分布地区实施郡县治理。宋、齐、梁、 陈四朝为了加强岭南的统治，先后增置郡县，争取未人籍的俚人纳入编户，并任命当 地酋帅豪绅为郡县官吏。俚人酋帅既为郡县官员，与汉族官僚交往就要实行等级制度， 要遵守国家的法制礼仪，征收缴纳各种赋税徭役，还要着汉服，学汉语，甚至读汉书， 俚汉通婚也习以为常。特别是“冯冼联姻”在俚人地区产生了万众景仰的榜样效应， 这都促使俚人的社会关系、生计方式和文化习俗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
历朝任职岭南的地方官员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，除推行郡县制和处理日常政务外， 注重宣扬封建思想，传播封建文化，重视“以诗礼化俗”。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， 许多俚人首领主动要求归顺王朝，如《宋书•夷蛮传》载：“广州诸山并俚、僚，种类 繁炽，前后为侵暴，历世患苦之。世祖大明中，合浦大帅陈檀归顺，拜龙骤将军。”陈 檀大帅以归顺的行动创造民族谅解合作的社会环境，以和平的方式化解民族积怨，为 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后世借鉴的范例。

汉俚的融合是双向互动的，既有俚人因郡县制的实施而成为国家编户齐民，也有 汉人移民不断迁入俚区居住，这种双向互动扩大了俚汉民族之间的交往，为其嫁娶婚 配、语言会通、了解和接受彼此的文化习俗，进一步消除融合的障碍创造条件。在俚 汉杂居程度高的地区，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，俚人接受政府的治理，成为政府控制下 的编户县民。如粤北地区的俚人跟汉族杂居时间长，已承担较重的税负。《宋书•徐豁 传》记载：“中宿县（治所在今广东清新县）俚民课银，一子丁输南称半两，寻此县 自不出银，又俚民皆巢居鸟语，不闲货易之宜，每至买银，为to已甚。”③也有南迁居 民不堪官府税课逃入“俚洞”谋生的事例：“始兴郡大田，武吏年满十六，便课米六十 斛，十五以下至十三，皆课米三十斛，一户内随丁多少，悉皆输米，且十三岁儿，未 堪田作，或是单迥，无相兼通，年及应输，便自逃逸，既过接蛮俚，去就盖易。”④不 少汉人因种种原因进入俚乡、融入俚族，此类事情在历代各民族杂居区屡见不鲜。

民族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。历史事实证明：凡有民族杂居，就会有民 族交往和民族融合，特别是居住在同一地理生态环境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民族，民 族间生产生活的交往互助、族群中婚恋嫁娶的现象就会经常发生。岭南地区的俚汉民 族融合，虽然受到汉族强势政治和先进文化的影响，主要以俚人的汉化为主要特征，然而这种融合过程是双向互补的，即俚人被汉化之后，也为汉族文化增添俚人文化的 元素，如粤语方言、粤西民俗和海南东北部汉区的节庆活动，等等，都留下俚人文化 历久积淀的成分，体现岭南文化兼容、开放、多元的特征。通婚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形 式，也是民族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和谐关系发展的结晶。在生产生活和杂居通 婚的过程中，汉族与俚人彼此间皆有接触交往的愿望与行动，而汉俚通婚所达到的基 因融合、血缘交流，更有利于子孙后代体质的强健。

西晋末年，诸王争夺皇权而引发的“八王之乱”，给中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，接着 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与大举进攻，形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。为了躲避战火，中原之民 大多举家、举族南迁，其中一部分迁徙到岭南，移民中有官宦、商贾、士兵和名不见 经传但人数最多的能工巧匠、布衣百姓。诚如丘浚所言：“魏晋以后，中原多故。衣冠 之族，或宦或商，或迁或戍，纷纷日来，聚庐托所，熏染过化，岁异而月或不同，世 变风移，久假而客反为主，劇旷悍以仁柔，易介鱗而布缕。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，弦 诵之声相闻矣，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。”①丘浚作为明代大儒，他是为千百年来岭南民 族融合的新气象而感慨。

由于北方大量人口南迁，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耕作技术，使岭南俚人地区 农业发展跨上新台阶，如1963年广东连县附城清理一座西晋墓，墓中出土一方犁田耙 田模型，该模型中间纵贯一条田埂，将水田划分两块，一块田里有人策牛犁田，另一 块有人在使牛耙田；四角的漏斗状设施，系排水设施。这种犁耙结合、调节供水的水 稻耕作形式，说明岭南农业已从粗放劳作进入精耕细作的犁耕阶段，反映了西晋时期 俚人地区稻作农业的先进水平。

汉唐年代岭南俚人使用铁农具日益普遍，生产力获得较大提高，除农业之外，手 工业的进步也反映了汉俚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。如陶瓷业的生产，产量质量均有提高。 珠江三角洲的六朝墓葬，无论随葬品多少，均有陶瓷器皿出土，反映了陶瓷器生产的 普及。广州狮子岗、沙河顶晋墓出土的青瓷器，胎质细腻坚硬、釉层青里透明，其种 类以日常生活用品居多。岭南墓葬中发现的青瓷器大部分都可以确认是在本地烧造。 青瓷的原产地是江南地区，随着南迁移民的递增，这一工艺也在岭南得以传播。岭南 六朝墓葬中还发现有大量金属器，如铁器有刀、剑、剪、钉，金银器有镯、指环、钗、 币，锡器有镜、熨斗，等等。

综观隋唐之际，俚汉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民族融合的现象愈加频繁，伴随中原移 民的濡染、任职官员的教化、汉俚姻亲血缘的交融，生产生活及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， 俚汉两族人民在经济社会制度、生计方式、赋税缴纳、文化习俗、语言文字等方方面 面，自然而然地步向趋同。星移斗转，沧海桑田，历经五百多年，岭南大地终又出现 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态势。练铭志先生在《广东民族关系史》中指出：“这是广东继越汉 融合之后又一次民族大融合。其规模之大、范围之广、持续时间之长和融合程度之深 都是越汉融合所不能比拟的。俚汉融合之后，广东大陆的两支俚人，生活于新兴县一带的一类地名区的俚人已全部融合于汉族，文献不复再见；二类地名区的俚人，除部 分随着冼夫人对海南的经营而移居海南岛，以及僻居于粤西和粤西北广带山区者外， 大都也与汉族融合。海南的两支俚人，翁汉族融合的程度比大陆俚人低，仅有部分与 汉族融合，大部分仍憚留着原来的语言、习俗和生活方式……未与汉族融合的俚人， 史籍不再称之为‘俚’，而称之为‘僚

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进展与岭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进步是相互促进的。岭 南俚汉两族经过了长期的交往，在政治、经济、语言、文化习俗等各方面形成密切的 联系，最终以普遍通婚的形式融合了诸多民族的血缘关系。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经济 社会的发展，而经济社会发展又促进了民族融合不断深化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 的良性互动，导致俚人的经济文化类型从，采集渔猎”转变为以“犁耕农业”为主, 如隋文帝赐予洗夫人之海南汤沐邑-千五百户的临振县，唐代改为振州，到天宝年间 鉴真和尚一苹已见到当地民众“十月作田，琢月收粟，养蚕八度，收稻再度，，的丰收 情景。总之，岭南大地这一次民族大融合，为岭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更 大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。